《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应为股票行权及限制的依据

来源:深圳劳动法务网 2020-07-24 20:51:56 阅读
本案的突出之处在于限制性股票的行权是分期进行的,需要严格依照《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对不同时期的行权条件予以判定,确立了明晰的裁判逻辑和准则。
深圳股权激励律师
原告王某A与被告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纠纷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6)沪02民终9040号
  编写人
  金革平、李丹颖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问题提示
  公司限制股权激励型股票行权不得超越《股权激励计划》及《授权协议》
  案件索引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205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16)沪02民终9040号|
   
  裁判要旨
  本案纠纷涉及股权激励型股票的行权与限制。公司作为授予方,激励对象作为获授方对股票行权的限制以及公司回购注销的决议产生争议而诉至本院。相较于其他涉股权类纠纷,本案需要解决的特殊及疑难之处在于:一、股权激励型股票在审判实务中尚属新类型案件,法律法规依据不足,审判经验较少。法官只能依据公司符合程序要求作出的《股权激励计划》以及双方当事人合意达成的《股票授予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予以认定;二、涉案股票属于股票激励模式中较为复杂的分期行权限制性股票,其表现为获授股票具有多个行权期,在行权期届满之前股票权利受到限制。因此,法官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严格把握股票行权期,以不同的时间节点固定本案事实,从而考察是否满足股票行权条件。此外,审理中面对公司提出限制性股票客观上无法再予解锁的问题,法官严把“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积极向监管部门了解股权激励方案的实际操作流程,厘清涉案股票的走向和状态,最终查明了该案错综复杂的限制性股票解锁与否的争议。
  关键词
  股权激励  解锁  行权期
  基本案情
  2012年4月5日,被告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2年5月7日,被告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应内容进行了修订,形成《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上两项简称《激励计划》)。该《激励计划》第三部分第一节第二条规定:本次激励对象为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且均不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七部分第一条授予价格规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6.41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16.41元的价格购买1股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上海家化A股股票。”第二条规定:“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授予价格依据审议通过本计划(草案)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32.82元/股的50%确定,即16.41元/股。”第八部分第一条“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规定:“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之一情形:(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3)具有《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4)激励对象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的;(5)在任职期间因犯罪受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或违反公司规定、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员工手册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根据《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第三条规定:“本计划授权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在解锁期内满足本计划的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锁定期: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后的12个月。”“解锁安排:第一批于授予日12个月后至24个月内解锁;第二批于授予日24个月后至36个月内解锁;第三批于授予日36个月后至48个月内解锁。”“解锁比例:40%、30%、30%。”第十二部分第一条规定:“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不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或已经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离职,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彻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授予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或者被公司委派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任职,原则上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第十二部分第二条规定:“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因犯罪受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或违反公司规定、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员工手册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注销激励对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按照以下三种价格较低者确定:(1)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2)回购实施日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3)回购实施日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第五条规定:“对于上述规定之外的情形,公司董事会根据激励对象的具体情况酌情作出处置激励对象未解锁的标的股票。”
  原、被告于2012年6月1日签订《授予协议》,原告以16.4l元/股的价格获授被告发行的350,000股A股发行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被告负责将原告实际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过户至原告账户。被告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对原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并按照《激励计划》中规定的解锁程序办理解锁事宜。原告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达到合格(C)以上才具备限制性股票本年度的解锁条件。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锁定、解锁、激励计划在异动情况下的调整(包括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均与《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一致。违约责任中约定:“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及本次激励计划文件规定的义务,造成另一方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激励计划文件为本协议附件,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对本协议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本协议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以本协议附件为准。被告有权通过法定程序不经原告同意而对激励计划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激励计划文件对原告仍具有约束力。
  2012年6月,被告发布《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暨2012年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公告》,原告获授350,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6.41元/股,授予日为2012年6月6日。其中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对应获授股票总量的40%)的解锁期自2013年6月7日起,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对应获授股票总量的30%)的解锁期自2014年6月7日起,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对应获授股票总量的30%)的解锁期自2015年6月7日起。原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于2012年6月21日完成了股份登记手续。2013年5月21日,被告发布《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被告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股东进行每10股送5股的分配,调整后原告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525,000股、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授予价格)为10.94元/股。原告持有的第一期40%限制性股票经公司董事会批准自2013年6月7日起解锁并上市流通,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315,000股,其中: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为157,500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数为157,500股。
  2014年3月11日,被告作出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于3月13日作出公告:经董事会审查,公司和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公司申请第二次限制性股票解锁。2014年5月12日,被告召开五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解除王某A先生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及提请股东大会解除王某A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2014年5月30 日,被告召开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王某A尚未解锁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董事会依据《激励计划》规定批准按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原告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被告于2014年6月4日发布《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原告尚未解锁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原告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权激励股票不予解锁,按照授予价格进行回购并注销,数量为315,000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446,100元,每股10.94元;关于公司股本减少的议案,鉴于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总股本相应减少315,000股,同意公司章程中关于注册资本的内容做相应修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等。2014年6月13日,被告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解除王某A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2015年3月17日,被告独立董事作出《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股票解锁的独立意见》,载明:经董事会审查,截至目前,公司满足第三次限制性股票解锁业绩考核条件;本次解锁对象(拟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所涉人员除外)满足上述的第三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公司第三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在规定时间内实施。
  2015年4月28日,被告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原告尚未解锁的315,000股激励股票,回购总价款为3,446,100元,每股10.94元。2015年6月2日,被告董事会发布《关于2012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暨上市公告》,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6月8日。
  另查明,自2012年12月19日起,原告经被告董事会聘任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2013年11月19日,原、被告签订自2014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4年5月12日,被告召开五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解除原告总经理职务及提请股东大会解除原告董事职务的议案。次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员工违纪处理通知书》,决定辞退原告,原告将不再是被告员工,不再担任总经理职务,不享受公司任何相关权益等。原告对通知书的内容及处理结果均不予认可,于2014年6月4日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与被告从2014年5月14日起恢复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5月14日至6月24日的工资72,660元。该委员会于8月4日作出裁决:1、原告要求与被告恢复劳动关系(从2014年5月14日起)的请求予以支持;2、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6月1日至6月24日的工资42,355.17元。被告不服,起诉来院〔(2014)虹民四(民)初字第2100号,以下简称第2100号案〕。本院于2015年5月26日依法判决:1、被告与原告恢复劳动关系;2、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6月1日至6月24日的工资42,355.17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提起上诉。二中院于2015年9月25日判决:1、维持第210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2、撤销第2100号案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6月1日至6月24日工资10,520.77元。2015年10月1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岗位通知函》,安排原告担任中国文化应用研究员一职,要求其每周提交不少于2万字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进展报告;每月提交不少于8万字的中国文化应用建议报告。
  2014年12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发布[2014]10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原告等17人系被告相关年度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拟对原告等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不等的罚款。2015年6月9日,上海证监局发布[201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等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不等的罚款。2015年12月18日,被告以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员工违纪处理通知书》,该《员工违纪处理通知书》载明:被告于2014年5月13日曾对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决定,但二中院经审理判定该处罚决定过重,撤销了被告做出的解除原告劳动合同的处罚决定,被告根据公司《员工手册》有关规定,决定将对原告的处分方式由“解除劳动合同”改为“记过”。
  再查明,本案涉讼315,000股的上海家化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尚登记在原告股票账户。截至本案判决之日,被告未因涉案纠纷办理股本变更、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被告《员工手册》规定,每年公司对员工当年工作业绩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结果分为五个等级:A+(卓越)、A(优秀)、B(良好)、C(尚可)、D(待改进)。截止2012年12月前的原告历年评定均为A、B。被告对原告2013年的考核等级评定为C。
  原告诉称,原告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于2012年参与并制定了被告对董事、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根据该计划,原告通过与被告签订《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以下简称《授予协议》)认购了被告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50,000股。2014年5月13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了《员工违纪处理通知书》,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2014年5月20日,原告收到被告《关于五届十七次董事会的通知》以及《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关于回购并注销王某A尚未解锁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被告辞退原告,回购并注销原告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15,000股。2014年6月3日,被告发布《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的公告》,通过上述议案。原告认为,总经理不是内控制定及执行的主要责任人,原告不存在《激励计划》第十二条规定的违纪行为以及违反公司规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被告辞退原告目的是恶意剥夺原告股权。被告单方强行回购原告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的约定。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首先,原告已被免除总经理职务,不再属于《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其次,原告违反公司规定、损害公司利益、根据被告公司《员工手册》给予原告记过处分,被告董事会有权回购尚未解锁的股票。再次,被告董事会作出回购并注销原告激励股票的决定,已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回购并注销股票是公司减资行为,被告履行减资程序,已对外公示,原告诉请已不具有可操作性。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20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对原告王某A持有的157,500股的上海家化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给予解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沪02民终904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
  一审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是否有权回购并注销已授予原告的上海家化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被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目的是促进公司建立、健全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调动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激励对象仅限于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等。鉴于原告属于《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并为被告董事会确定为有权参与激励计划,以16.41元/股的价格获授被告发行的350,000股A股上海家化普通股股票,原、被告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授予协议》,并约定《激励计划》作为该协议附件,是该协议的组成部分,《授予协议》、《激励计划》对原、被告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授予协议》、《激励计划》约定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不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授予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同时又规定“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或者被公司委派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任职,原则上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原告持有的第一期40%限制性股票经公司董事会批准自2013年6月7日起解锁并上市流通,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315,000股,其中: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为157,500股应于2014年6月7日解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数为157,500股应于2015年6月7日解锁。被告第二批限制性股票应解锁时,原告仍然担任被告公司董事,其董事职务是在2014年6月12日的股东大会上被解除。换言之,虽然在公司股票解锁时原告已经不再担任总经理职务,但仍为公司董事的,仍属于被激励对象范围。《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达到合格(C)以上才具备限制性股票本年度的解锁。原告2013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C),具备限制性股票本年度的解锁条件。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对其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被告应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对原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并按照《激励计划》中规定的解锁程序办理解锁事宜。依据目前证据,被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锁时,原告已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要求解锁的条件不成立,故原告要求对其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数予以解锁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被告辩称公司不能违背股东大会决议行事,本案诉讼请求无法执行,本院认为,股东大会决议应合法、合理,其无权决定回购并注销原告作为激励对象已经取得的限制性股票。被告以此为由剥夺原告的合法权利,显属不当。对此,本院不予采信。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解锁,经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机构确认后,上市公司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现涉案的限制性股票,仍登记在原告名下,被告所述的原告诉请不具有可操作性与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后被告上海某B股份有限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并进一步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A持有的上海家化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股票解锁条件是否成就。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或者被公司委派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任职,原则上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因犯罪受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或违反公司规定、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员工手册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注销激励对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同时,该《激励计划》还规定有对于上述规定之外的情形,公司董事会根据激励对象的具体情况酌情作出处置激励对象未解锁标的股票的内容。后王某A与上海家化公司在2012年6月1日签订的《授予协议》中约定其获授上海家化公司发行的350,000股A股股票,并约定上海家化公司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对王某A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王某A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达到合格(C)以上才具备限制性股票本年度的解锁条件,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锁定、解锁在异动情况下的调整(包括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均与《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一致。2012年6月,王某A依据上海家化公司发布的《授予公告》获授350,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公告》中已明确王某A持有的350,000股限制性股票中,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对应获授股票总量的40%)的解锁期自2013年6月7日起,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对应获授股票总量的30%)的解锁期自2014年6月7日起,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对应获授股票总量的30%)的解锁期自2015年6月7日起。王某A在2014年6月7日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期时仍为上海家化公司的董事,其2013年度的考核结果亦为合格,符合《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中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股票解锁的条件。此后,上海家化公司对王某A作出的记过处分并不影响到第二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上海家化公司称其依据《激励计划》对于激励股权处置具有酌定权,且已先后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回购王某A尚未解锁的315,000股激励股票。对此,根据《激励计划》的约定,公司董事会对于该计划规定范围之外的情形,可根据激励对象的具体情况酌情作出处置,但本案上海家化公司对限制行股票不予解锁的理由属于《激励计划》所列的情形,故上海家化公司应对王某A持有的第二期157,500股限制性股票给予解锁。综上,一审法院对所作出的认定处理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评析
  股权是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包括财产收益权、管理权、表决权、剩余财产分配权在内的权利,公司通过由激励对象持股可以提高激励对象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公司的不同需要,股权激励存在不同的激励模式,设置不同的权利义务。本案纠纷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即是其中一种股权激励模式。
  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系因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是否成就各执一词。原告认为其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被告拒绝解锁且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行为违反《激励计划》及《授权协议》;而被告则认为原告在解锁期到期时不符合激励对象要求,不满足股票解锁条件,公司有权回购并注销已经授予原告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于限制性股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且无法律法规对该类股票的行权有明确可依照的规范,故在审理中,承办法官依据《激励计划》和《授权协议》之约定,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正确明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和时间节点,查明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正当性。具体如下:
  一、《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应为股票行权及限制的依据
  我国目前针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的规范最主要的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条规定:“限制性股票是指激励对象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条件,获得的转让等部分权利受到限制的本公司股票。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以及第一章第十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与激励对象签订协议,确认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并依照本办法约定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可见,《激励计划》是公司开展股票激励安排的主要依据,并要求在计划中明确激励对象、激励股票的来源、激励股票行权条件等主要信息。《激励计划》经过董事会决议、公告以及股东会审议等程序既具有法律效力。在此框架之下,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签订书面协议,一方面是激励对象对激励计划内容的确认,另一方面也是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合意。
  本案中,被告制定《激励计划》符合程序要求,已经具有法律效力,且与原告签订《授予协议》就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价格、解锁条件、回购并注销的情形均作了明确约定。这一书面形式呈现出来的双方合意在无其他无效、可撤销情形加以推翻的情况下,承办法官应当是以《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中的约定内容予以判定限制性股票股票行权及限制行权的正当性。
  二、具体条款的解释适用及公司酌定处置权的限制
  基于前述第一点,《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为股票行权及限制的依据。在具体实践中,《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条款的解释适用是法官在查明事实后需要作出判断。本案中,《激励计划》和《授权协议》条款明确: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或者被公司委派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任职,原则上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如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不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则可取消授予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因此,承办法官根据查明的限制性股票分期解锁的时间节点认定第二批限制性股票应解锁时,原告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且达到解锁条件要求的考核标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锁时,则原告已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要求解锁的条件不成立。
  而对于被告称董事会可根据激励对象的具体情况酌情作出处置,根据《激励计划》约定:“公司董事会对于该计划规定范围之外的情形,可根据激励对象的具体情况酌情作出处置。”应理解为当激励对象行为确实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但不属于计划规定的情形范围时,董事会可以根据该条款行使酌定权。而本案中,被告对限制行股票不予解锁的理由属于《激励计划》所列的情形,从而承办法官认为不宜适用董事会有权酌定处置的条款,否则容易造成公司滥用董事会权利,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对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无法解锁负举证责任
  除上述两方面审理难点之外,被告在审理过程中提出董事会已经决议并公告了对原告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且根据《公司法》要求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要采取的相应减资行为,故原告诉请要求公司解锁其限制性股票已经不复有操作可能性。对此,承办法官以“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被告对涉案股票在客观层面已经无法解锁的主张进行举证。被告所出示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独立董事意见以及相关股东会审议情况都无法证明其主张内容,反而确认该限制性股票仍在原告账户内。
  承办法官进而向相关监管部门了解到,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解锁,需经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机构确认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现涉案的限制性股票中第二期股票符合《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中的解锁条件,且仍登记在原告名下,未办理相应结算登记手续,被告所述的原告诉请不具有可操作性显然与事实不符,最终也未予采信。
  综上所述,本案的突出之处在于限制性股票的行权是分期进行的,需要严格依照《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对不同时期的行权条件予以判定,确立了明晰的裁判逻辑和准则,即:1、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当事人之间协议的有效性和确定性明确双方权利义务;2、以约定的限制性股票行权时间节点,查明案件事实,判断行权条件是否成立;3、公司应对其限制股票行权的行为负举证责任,证明其限制解锁、回购股票的正当性,否则激励对象有权要求对限制性股票按约行权。上述裁判思路对于妥善处理涉股权激励型股票纠纷具有一定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承办法官:金革平
  一审:审判长:施剑蓉  审判员:金革平  人民陪审员:张素华
  二审:审判长:陈显微  审判员:杨喆明  审判员:肖光亮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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